怀孕生子在以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男欢女爱情投意合之际，精子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形成的一个通道同卵子结合。九月怀胎之后，同一通道的一部分将新生儿带到这个世界。
　　如今科技发达了，事情也变复杂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月14日出台一份报告，支持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胚胎研究。通过基因编辑，人类甚至能在胚胎开始发育之前就根治血友病和镰状细胞贫血等遗传疾病。差不多20年前的这个时候，克隆羊多利问世。
　　眼见动物克隆已成现实，有关克隆人的想法随即在社会上引起激烈讨论。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不过一些新的技术进步确实让克隆人离现实愈来愈近。
　　持谨慎意见的人担心人类早晚会把生殖这件事。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不幸没有生育能力或饱受遗传病困扰的人群却热切呼吁减轻痛苦的权利。无论未来事实以哪种方式发生，既然科学发展到眼下，社会必须找到相应的对策。
　　你从何处来，我的孩子？
　　辅助生殖的手段层出不穷。AID(供精者人工授精，可追溯到19世纪)和IVF(体外受精，首次应用于20实际70年代)早已不是新鲜事。ICSI同样如此。ICSI又称胞浆精子注射，这种技术直接将精子注射到卵母细胞以提高受精概率，给生殖障碍的男性带来为人父的希望。去年，一项新的的辅助生殖手段被应用：线粒体移植，亦即媒体通常所称的三父母共同生育。未来或许很快还会出现体细胞生殖手段。生殖将与生殖细胞脱钩。
　　以上这些方法使得性交与生殖脱离关系。其中大多数手段都赋予人们挑选胚胎和决定胚胎生死的能力。开始阶段这可能让人迷惑，甚至引起反感。而事实经验表明，厌恶并不能催生好的指导政策。在美国，一些法院将AID等同于通奸，而后者在法律上是非法的。IVF也让一些神学家对“试管”婴儿有没有灵魂倍感苦恼。

　　厌恶感通常伴随着反乌托邦警告。科幻片里，人类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创造拥有更高智慧和健康体魄的超人类。当多莉羊第一次展现给世界，新闻媒体头条中充斥着关于克隆军队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创造“超人”，即便他们想这么做。然而，生殖科学的发展今非昔比。对生殖伦理的考虑——即使在事情真正发生之前，也是有意义的。

　　从IVF和AID开始，人们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态度经历了从异想天开到习以为常的转变。两种技术让一些原本注定孤独终老的人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线粒体移植无疑也将如此，这一技术能够帮助线粒体基因有缺陷的父母孕育健康的胎儿。
　　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健康应当成为讨论任何生殖技术的首要前提。技术的安全性是首要考量，不过这并不容易实现。在一些人看来，允许研究人员对人类胚胎进行试验是错误的行为。研究人员不能对人类胎儿进行试验，与人类相近的大猩猩也不行。大猩猩数量极少，而且受法律保护。到目前为止，一种经过充分测试的技术要想在现实法律框架下进行应用，还必须要有放手一搏的勇气。不过这也好过在可靠监管之外的私人滥用。
　　虽然线粒体移植发明于英国，并且随后英国也成为第一个承认该技术合法的国家。不过前文提到的第一个使用该技术的父母却是约旦人。这对父母不远万里从中东飞到墨西哥，在那里由美国专家完成具体体外受精的操作。
　　要对许可条件作出限定更加棘手。不过，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健康在这里也应成为首要原则。从体细胞培育精子和卵子在技术上将很快不再是问题。这种方法的优点之一是能够让同性恋伴侣产生携带双方基因的后代。当然法律也应该强制同性伴侣双方共同参与，否则只用一人基因产生的后代更易集中有害突变，造成类似近亲繁殖的问题。
　　基因编辑和克隆涉及到的远不止父母和孩子的幸福和健康。基因编辑能够以更文明的方式消灭遗传疾病，比当下所使用的胚胎筛选要人道许多。这是许多人都会赞成的进步。成年人也应该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克隆出一个自己的副本。但是，培育具有新特性的婴儿会引发平等问题，对一个人的克隆也会涉及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组织进行克隆是否正确等问题。
　　身份认同感
　　类似的问题数不胜数。是否应该允许父母克隆早夭的孩子？一个寡妇能否让她的丈夫通过克隆“重生”？若是富人使用基因编辑让自己的后代更佳出类拔萃，公正平等岂不沦为笑谈？
　　专家委员会需要为这些问题寻求答案，法院也需要使用法规来保护未出生人群的利益。他们或许可以参考历史先例：例如与克隆类似的同卵双生，就能被社会很好地解决;还有“救命手足”——使用IVF技术培育与病患儿童基因完全相同的供体儿童，以备日后器官捐赠或细胞移植之用。任何规则都应该灵活且与时俱进，当人们习惯了新技术，民意也会随之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对辅助生殖的狂热并没有造成什么威胁。反而是对新技术的抗拒使得一部分人仍在经受不必要的痛苦。